本文写于2012年9月1日，并发到了QQ空间。后来试图将此文投稿，妄想拿点稿费（也正是缺钱时候），未遂。搁置良久，今日在图书馆地板上冷坐俩钟头专心致志地玩iPad，抬头一看，发现自己坐在满是介绍“作家是怎样炼成的”一类的书籍中，好的有老舍的《出口成章》，以及《成为作家》，随后一翻。回来后就想把自己曾经的一些散文发到这个博客来。以后写了新的散文，也都一概同时发在QQ空间、本博客。
谨以此文，送给我的父亲。
我觉得，一座留在我记忆里的城市也会把我留在她的记忆里。
一个自小一起长大的朋友前些天跟我诉苦：一个人在上海求学，虽身在名校，光环与荣耀缠身，但白天在实验室“劳动”，晚上对着电脑发呆，依旧觉得被孤寂感所笼罩——莫非真的是“越长大越孤单”？漂泊在外，只能与孤独为伴？
我想，是的，越长大越孤单，就像火药，刚开始黏在一起，温度高了炸开了，彼此就越来越远，越来越冷清。宇宙是这么诞生的，人生也往往要这么走下去。但别那么绝望，总会有那么个地方与时刻，就像一个行星遇到一个太阳然后那个行星孕育出了生命，俩人就彼此相伴直到永远了。
所以，真巧，地球在宇宙中漂，遇到了太阳。后来诞生了我，我还要在地球上的一座城里漂泊，要遇上形形色色的人和事。
来北京已经五年了。最初来北京的许多细节如今依旧记得很清楚，那份记忆抵住岁月的侵蚀而历久弥新。
2007年新生入学报到前几天，父亲带着18岁的我和8岁的妹妹来到了北京，在赵公口下了大巴后受到了北京出租车司机们的热烈欢迎。父亲听从了一个长得比较靠谱当然也很执着的司机的建议，他带我们来到小椿树胡同的京顺宾馆住下了，并且推荐我们来个北京一日游。于是我们住进了地下室的房间，晚上出去吃了顿饭并逛了下天安门广场，父亲的评价是这里饭菜还算便宜，料来以后在学校也好在外边也好吃饭应该不会太费钱。后来的几年证明事实确实如此。而这不过是由一盘8块钱的足量酸辣土豆丝推理得到的。虽然北京现在的酸辣土豆丝已经不止8块钱一盘了……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被宾馆坐台叫醒，开始了忙碌的一日游，不过项目只有三项：围观天安门升旗仪式，瞎逛十三陵，爬八达岭。一般都会选择包括故宫在内的两日游，但我得去学校报到了，所以被导游带着转了一天后我们就在来北京的第三天早晨再次打车直奔清华。一路上我注视着计价器，眼看着它从10变成60，心道，北京打车好贵。
当天忙忙碌碌办完各种手续，我们三人一起吃了午饭，在学校里逛了一下，父亲就带着妹妹离开了。我也一直没有问他之后的情形。不过父亲后来调侃说，他跟妹妹在火车站睡了一晚上，买的水和饮料被人偷走了，然后也不顾那么多，俩人依旧奔赵公口坐汽车回家了。
刚脱离父母的管束来到大城市的我既不理性又不稳重，当天做了一件冲动的事情就是去买了部新手机，山寨的，799块钱，是当时的我买过的最贵的单件物品。这个手机立刻花掉了父亲回家前给我预留的大半生活费。这种类似的不成熟弥漫在大学的前三年，直到大四才略有改观。当钱不是自个儿挣来的而是来自父母，花得那么大手大脚就应该让人惭愧。只有在自己开始挣钱的时候才能真正体会到钱是多么地来之不易。
2007年的北京，地铁四号线还没开通，我们出远门就坐13号线。但更多的出行方式是骑自行车。那年的9月30日晚上11点，我跟几个同学冒着雨骑自行车去天安门广场看升旗仪式，两个半小时后到天安门广场，大家又冷又饿而且因为人太多所以根本看不到旗。后来大家评价这是一次傻瓜式的爱国主义行动，如同心智未成形时的一切洗脑后的行为一样。因为当时大家完全不熟悉路况也不懂交通规则，很有可能被日益庞大的、懂但未必遵守交通规则而且是在深夜里行驶的私家车军团给撞成无名烈士。
08年的春天，北京还是有沙尘暴的。这个没有兑现的承诺阻挡不了北京奥运会的激情。史上最昂贵的奥运会开幕式亮瞎了多少人的钛金狗眼，那股余火则点燃了央视的新裤衩。身为穷学生，自然买不起奥运会任何比赛的门票。04年为国争光的刘翔在08年的起跑线上退赛，国民显得无比宽容、善良。也不知道当时的刘翔接到了怎样的“上级指示”才坚持到赛场上说再见。
当时的中关村像赶集，奸商俯拾即是，现在一片和谐，倒是值得赞赏；清华南门外还有一片原生的北京胡同，如今已经被旧城改造成方块楼房了；那时候清华号称“清华大学是全国人民的大学，所以不会像北大那样将远道而来的游客拒之门外”，如今清华早已忘记它说过什么，校门也开始限行了；那时候网络还不是实名制，现在网络实名制了但各种谣言依旧不断。
新兴的中产阶层开始流行晒工资单，而全国人民翘首以待的政府官员公布财产收入同放开二胎、打破户籍制一样遥遥无期。在如今飞速前进的历史车轮下，宪法8年未曾颁布修正案，而目前实施的1982年宪法过去最长是6年修正一次。2008年5月19日下午2点28分的英语课上，年轻的英语老师让大家起立默哀。之后她顺便讲了下让她自己烦恼不已的事情：北京四环的房价已经涨到2万一平米，她都买不起房了。
1999年开始的高校扩招使全国进入大学的人数从之前的不足百万到如今的675万（2011年），高等教育良莠不齐，教育方式落后甚至有的基本沿袭高中的制度与教学思想，好多高校成为另一种生财之道，其成本可以认为只是老师的工资和制作毕业证的钱。这样的结果是让廉思等社会学家有了新的研究课题，也让影视编剧有了新的切入点——那些在唐家岭马连洼小月河唱着《北京北京》、念叨着王宝强曾经在这里蜗居的蚁族们。
其实严格说来，我也是个蚁族人，就是个北漂：来北京五年，没有北京户口，没房没车，平均月收入从来在国家贫困线之下，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工作，人均5平方米的研究生宿舍，交通就靠公交和地铁。唯一的安慰只是苟活在象牙塔的屋檐下，尚不必担心被校门外的风刀霜剑刺死而已。
有时偶尔跳出当前正在行进的生活轨迹，看看这样的线路会通向何方。常常会想到，其实我们如此努力，大部分人到最后却只能做一个普通人而已。社会学家会说这是合理的，因为这会形成“橄榄型”的社会结构，稳定可靠。只是有多少年轻人甘心呢做“普通人”呢？高等教育给了大学生们一个个过于美好的承诺，然后用赤裸裸的现实告诉他们毕业证书只是个大学纪念品，可以用它回首过去，却绝不能指望它展望未来。“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现在之中国犹如地理大发现时期之欧洲，对财富的渴望主宰着一颗颗朝气蓬勃的心，他们不怕吃苦，迎难而上。就像廉思的采访里一位大学生聚居村里的人说的，“我不怕苦，因为我还年轻”。年轻，也许是他们仅有的资本了。
北漂5年，对北京的熟悉，甚至快要超过对家乡小县城的熟悉程度了，因为小县城不断进行改造，新楼新路纷纷破土而出，让我这个只有寒暑假才回家个把月的游子每次都有新的感受。今天北京大雨前，我骑自行车去天安门前的胡同里兜风，蓦地看见小椿树胡同，然后向里面望去，依稀是五年前的样子：干净的路面，曲折的墙壁，头顶错乱交织的电线。我骑了进去，看见“京顺宾馆”的牌子，一如当年；我往里匆匆看了一眼，只见提着大包小包行李的住客，在柜台前面打听问询着。我的脑海里，则浮现出父亲的背影——他站在柜台前面，打听着，咨询着。
——2012年9月1日于清华园